曾昭燏是民国时期考古界的名家，和考古才子夏鼐并列，尝有“北夏南曾”之名。曾昭燏在彭山汉代崖墓的发现，首次证实了佛教在东汉时确已经传入中国。
被后世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为师为将为相”的“第一中兴名臣”文正公曾国藩，家族后裔福泽悠久，连续五代皆出名士。按照曾家“国、纪、广、昭”的谱序，第四代中当属曾昭燏与二哥曾昭抡星光最为闪耀。在修身明智的家风陶冶下，曾昭燏不仅以女性身分为考古学界带来一抹亮色，其才学、人品更为人所钦重。
求学之路多遇贵人
曾昭燏（1909～1964）是文正公二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燏”字读音同“玉”，既有火和光之意，也有玉之意，看尽她的一生，不禁感慨“燏”字为名之确凿，似火似光似玉。
曾昭燏的堂姐曾宝荪，是文正公的曾孙女，先后留学英国伦敦、牛津、剑桥三所大学，回国后创办长沙艺芳女子中学，曾昭燏就曾在此就读。年长16岁的堂姐，对曾昭燏来说亦姐亦师，常教导她“做事要负责认真、做人要勇敢坚强，有是非心、有正义感，要爱人如己，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身为教育家的堂姐，中西合璧的教育，不仅使曾昭燏掌握宽泛的学识，更给其学品、人品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9年，曾昭燏报考中央大学，投于一代国学大师胡小石门下，并成为其平生最得意门生之一。
胡小石对于古文字、声韵、楚辞、佛典道藏、金石书画等领域无所不通。在曾昭燏就读时期，以及毕业后在金陵大学附中任教期间，胡都鼎力相助，亦恩师亦慈父，助曾昭燏其开拓事业。
1935年，曾昭抡之妻，即曾昭燏之二嫂俞大絪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且为历届庚款唯一录取的女学生。俞大絪致信曾昭燏，劝其赴英留学，融入世界学潮。曾昭燏于是辞去教职，踏上海外求学之路，并与另两位考古才子吴金鼎、夏鼐相遇，共同在伦敦大学攻读。
在治学方向上，由于夏鼐选择了曾昭燏同样感兴趣的“埃及学”，她不知该学近东还是巴比伦或是其他方向，在向傅斯年和李济两位大师请益之下，曾昭燏最终选择了中国历史、古文字、博物馆学以及田野考古，实现了她“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著想”的志向。而曾昭燏也自认受“最善于做学问”（胡适语）的傅斯年的影响最大。
考古学界三足鼎立
民国时期的吴金鼎、夏鼐被誉为考古界的两方大鼎，而曾昭燏则可谓民国考古界耀史烁今的一炬火光，尝有“北夏南曾”之名，她也是首位赴海外攻读考古学的女性。
1937年，拥有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和天资非凡智慧的曾昭燏，在伦敦大学研习期间，将所学与恩师胡小石所传授的音韵学，及恩师著作《古文变迁论》融会贯通，作硕士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受到导师叶慈的赞许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是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对后世认识、鉴赏万千奇珍的作用之大，实乃不言而喻。
学成归国后，曾昭燏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为苍洱古迹考察团成员，于1939年2月与吴金鼎、吴金鼎夫人王介忱等一道，赴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被命名为“苍河文化”的遗址，并与吴金鼎合编〈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
1941年，曾昭燏又与吴金鼎、夏鼐一同带领考古队，展开了抗战期间最具盛名的彭山汉代崖墓发掘。三位英姿勃发的考古高才，穿越崇山峻岭，探明崖墓900余座，发掘77座。所掘墓葬均做详细勘测记录并绘制实测图，使用的田野考古的工作方法和操作规程，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准。
发掘成果也令人振奋，他们除了发现了佛教造像，首次证实了佛教在东汉时确已经传入中国，而大量仿木结构、斗拱和石制建筑构件的出土，则为古建筑研究者提供了中国古老建筑的实物。
1948年，在国民政府护送文物南迁中，高仁俊先生负责护运古董。高先生回忆说在离开南京之前，曾昭燏让他整理一批陶俑文物，但研究古代兵器的他对陶俑不熟悉。当被问到：“你知道古代陶俑中女性的衣领，为何分左开襟和右开襟？”高仁俊答不出。接著，曾昭燏拿出很多相关书籍，指导他对照著看，“曾小姐的这种指导，让我受益终生，到台湾后一直照此去做。”
感暖人心的一捧火光
除了承传曾氏家族的治学之风，曾昭燏还承传了曾家勤俭自持的家风。据曾昭燏的同事回忆说，她平素极为俭省，掉在地上的饭菜，都会捡起来洗了再吃。而她对他人则颇为慷慨，招待外地来的学者、亲友，都会自掏腰包，奉上最丰盛的菜肴。
而逢年过节，曾昭燏便会将攒下的钱，或二元、三元、五元装入信封，挨家挨户的去拜年。有小孩的会另有红纸包的压岁钱。一位梅姓同事怀念曾昭燏说：“当时我家庭生活有些困难，内人生病住院动手术，全部住院费与医药费全由曾院长主动承担，令我极其感动。”
灵谷寺最后的徘徊
在江山易色前，傅斯年曾力劝曾昭燏南迁，或许对于田野考古事业的不舍，或许埋头事业对政治风浪的不敏感，曾昭燏留在了南京。然而随后，风雨便至。
1951年，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潮中，按照要求，曾昭燏仿曾氏家族所珍藏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兵败被俘所写〈李秀成供词〉，写成〈自传〉。
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曾昭燏的苦楚日渐增长。有一次毛泽东还特意点到她：“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燏。”
1955年，“肃反”运动中，大哥曾昭承的儿子曾宪洛，被放逐偏远农场劳动改造，下落不明，生死未卜。1957年，曾昭燏最敬重的二哥曾昭抡被打成右派。
1964年，“四清”运动中，曾氏家族被定为“反革命历史家庭”，狂风恶浪的裹挟下，曾昭燏患上忧郁症，曾凄然道：“别再宽慰吧，我不行了!”
1964年12月22日，从医院看病出来的曾昭燏对司机说：“去灵谷寺吧，我想散散心。”灵谷寺位于南京中山陵东，1931年，国民政府在此修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这里安葬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威名赫赫的十九路军阵亡将士、及第五军和宪兵团阵亡将士。1933年建灵谷塔，塔上有蒋中正总统亲笔手书“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下了车，曾昭燏递给司机一包苹果，说要独自去走走。在塔下茶室，曾昭燏沉思徘徊。在外等候的司机似乎有种预感，急忙走进茶室，但见曾昭燏神情木然，她将大衣脱下交给司机，独自登上塔梯。十几分钟后，灵谷塔上，一个身影凌空一跃，一代女杰火熄玉焚。在曾昭燏交给司机的大衣口袋中，是她最后的笔迹：“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曾昭燏死后，时年76岁的陈寅恪悲不自胜，流泪写下悼诗：“高才短命人谁惜，白壁青蝇事可嗟。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一代考古巨星星光陨落，陨身玉碎，惜哉嗟哉悲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