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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当代中国最传奇的伟大女性,隐身于世,慰藉了我们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

她的一生跨越了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所有的世事变更。她儿时进的是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是清华、牛津,她是名副其实的自由思想者,却嫁入传统家庭,诸事含忍。国难内战浩劫中,她百忍生活之苦,盛世名利前她深自敛抑,隐身于世,她的百岁人生诠释了何谓,“忍生活之苦,保其人之天真”她是享誉中外的作家,文学翻译家,更是丈夫眼中的妻子,情人,朋友,她是人世间才女,最贤的妻。

她,就是杨绛

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曾留学日本,后来是无锡著名的大律师,曾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他又留学美国归来,到了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母亲唐须荌则是,有中华传统美德的知识女性。

杨绛母亲唐须荌

杨绛8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12岁时,进入苏州振华女中。她自幼聪颖,喜爱读书,中英文的都拿来啃,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会怎么样?她说:不好过。那一星期不让你看呢? 她说:那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绛父亲杨荫杭

当年,父母带她回到无锡老家时,父亲生了场重病,高烧不退,大夫都说没救了,可母亲偏不信,没日没夜地悉心照顾,独自一人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最后,父亲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这件事对她触动很深,母亲的贤良美德在她心里播下了种子。

1928年,她一心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因为南方没有名额,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没能进入清华成了她的一大遗憾。大三时,成绩拔尖的她,获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奖学金,本可以出国留学,但她却放弃了这个机会,甘愿跑到清华借读,一圆清华梦,也正是这个决定,让她邂逅了此生的挚爱。

母亲曾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杨绛进清华时,才貌双全,曾有人说: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而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而有些人,见一面,

你就知道,就是这个人了。

相见前,他是清华著名的才子,才冠三梁,名气大,像一个传说,而她在清华园里也艳压群芳。1932年春,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她与钱钟书偶遇,当时的他大褂布鞋,戴老式眼镜,面容清癯,目光熠熠,一开口,就能感觉到言语在发光。她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他则被她的清新脱俗所吸引,写诗赞她:

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他忍不住对她说:自己还未订婚,她也急忙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一见如故,不足以说明爱情,

唯有一见倾心,更恰如其分。

从此,两人开始书信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费孝通为此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而她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牵手走入婚姻围城。他们棋逢对手,门当户对,两人才学、品行,亦在伯仲之。

夏志清曾说: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一对像他们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同享盛名的夫妻了。胡河清则赞叹:他们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

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

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

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

看似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而婚后,杨绛在读到英国作家,

概括最理想的婚姻就是: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

当把它念给钱钟书听时,

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不久后,钱钟书以历史最高分,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而她则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因为,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出奇地笨手笨脚,不仅不会系鞋带,拿筷子也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

初到牛津,笨拙的钱钟书,下公交车时就脸朝地摔一大跤,“吻了牛津的地”,把大半个门牙磕掉。在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不久后她怀孕了,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台灯弄坏了,“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都是她妙手解难,她的“不要紧”伴随了丈夫的一生。

钱钟书的母亲曾说她这位儿媳:

笔杆摇得,锅铲握得,

在家什么粗活都干,

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入水能游,出水能跳,

钟书痴人痴福。

而钱钟书则对她说: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像你的。”

这大概也是世上最美的情话了。

1937年,女儿钱瑗在英国平安诞生,

钱钟书兴奋地致“欢迎辞”:

“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从此他们开始了“我们仨”的日子。

1938年,上海沦陷的第二年,他们毅然离美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后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她则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任了一年母校上海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惟一一次做了“行政干部”。

 在战火纷飞中,她还创作了四幕剧本《称心如意》,演出后大获成功,评论家称其为“近年来少见的好喜剧”。在当时,杨绛可谓火爆有名,钱钟书也特地跑到剧院看,这位大才子看完就坐不住了,回来后就对她说“我也要写,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当时正值创作上升阶段的她,立即表示支持。

从此这个最才的女,

便成了他最贤的妻。

她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活,伺候孩子,甘当“灶下婢”,她说: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两年后,《围城》问世。钱钟书在书的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在本书的背后她有一大半功劳,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出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句已被当今无数人引用的经典之句,也正是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生活中,她也为他泰然周旋,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她第一时间藏好丈夫的手稿。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丈夫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她则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

她的沉稳周到,保全了,

钱钟书的天真,淘气和痴气,

成了丈夫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

1946年钱钟书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在自留的样书上,他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

“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

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

妻子、情人、朋友。”

最才的女子,最博的先生,

琴瑟和弦,鸾凤和鸣,

婚姻如此,夫复何求!

战火熄灭了,可文革又开始了。

她和钱钟书都被打成“牛鬼神蛇”,她还被人剃了“阴阳头”,但她只是不声不吭地,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他们让她去洗污垢重重的女厕所,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她还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

她以难以想象的坚忍和平和,富有尊严地吞饮着暴风骤雨般的苦难,

不动声色地坚强,润物无声地反抗,

无一句控诉,无一句怨恨,

面对那个时代的荒谬与残酷,

她的内心强大得像海洋。

可当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时,她就不能够继续忍受了,她在大字报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结果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他们逼她低头,可她宁死不屈,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一个人就是一盏灯,一口气。

那么两个人,就是彼此的那股底气。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她被安排种菜,那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钟书则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

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写东西。一起下放的同伴们曾回忆说:

“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

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

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文革十年,其实他们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但就在这样混沌荒谬的十年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邓小平曾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

她通晓英语、法语,在她翻译名著《堂吉诃德》时,她本可以直接从英法文版本翻译,结果肯定不会太差,人们也愿意认可。但她没有这样做,当时48岁的她,开始自学西班牙语,她说:如果想要绝对忠实原著,必须从原文翻译。后来该书在全世界,成为被公认的难以超越的杰作,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文革结束后,她终于过上了安宁的生活,因为她和钱钟书的名气,国内外各种活动,都向他们发出了许多邀请,可他们全部都谢绝了。

像他们这样的大家,只要稍微露个面,讲几堂课,不仅收获名声还能财源滚滚。可她并不热衷这些,住的是老房子,穿的是旧衣服,她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

世间好物不坚牢,

彩云易散琉璃脆。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她一人悉心照料。而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她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她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被她自称为,“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阿瑗离世。而就在第二年,深爱的钟书去世,离世时,他一眼未合好,她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他这才放心地走了!她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她在《我们仨》里曾写道: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

但是逃到哪里去呢?

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

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先走的,才是福多的,

后走的,都是爱多的。

而她留了下来。

从此,她独自一人,守着安静而充满回忆喧嚣的家,过上了出世的生活。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都被她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11年,出版了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当年已近90高龄的她,还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时隔4年,96岁的她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获得众多评论家的赞誉:

“96岁的文字,

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她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中。

而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她90岁寿辰时,还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的“避寿”。

北京三里河,一个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这里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

自从1977年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

可她虽身居陋室,却心怀天下!

隐身低调的她,从2001年起,把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全都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了“好读书”基金资助困难学生,到2014年,已累计捐款一千多万元,惠及了近千名的清华学子。她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

让真正爱读书的孩子,有书读。

原本她只想比丈夫多活一年,没想到不知不觉就过了100岁,而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她说:是该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了,她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是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心静如水,准备回家。

2016年5月25日,

杨绛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5岁,

一颗高贵、深湛而生动的灵魂,

如她所愿终于回家,

我们仨团圆了……

生命的沉重,必须以轻盈的姿态来承担,她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沉重,始终以轻盈的姿态,佛家涅槃般的智慧,与时间和平共处,择高处而立,就平地而坐,是我们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最温润的慰藉,她让我们看到了: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来源:德国优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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