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季又到了。
今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中，有那么一组人若是得奖那才是我心里的实至名归，那就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和日本“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诉讼日本律师辩护团”干事长小野寺利孝。
这也是中日首次被联合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他们的获奖原因是：
凭借民间的力量，坚持20多年维护和伸张二战中国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和促进日本政府与加害企业解决二战遗留问题，与众多有识之士一道，采取法律诉讼等有效方式，最终迫使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向受害劳工谢罪和支付谢罪金，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华历史的前提下推动中日间的和平友好。
照片上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人，就是童增，今年是他第三次被提名诺奖了。
1990年至今，童增投身中日民间索赔事业27年，收集上万封中日战争受害者的来信，先后30多次对日发起诉讼，唤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对中日民间索赔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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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来信
而反观他自己，因此毅然辞掉铁饭碗、妻子也离他而去，不被周围的人们理解。
其实，以一人之力对抗日本这种国家，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这让蛋蛋姐更加好奇，童增为什么要走这条如此难走的路呢？
1956年6月，童增出生于中国重庆，他的身世可谓根正苗红，祖辈中有三人曾参加过武昌起义。受到家庭的影响，童增自幼就有一种属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这似乎也预示着他未来要走的路，注定跟先辈们一样。
1982年童增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后又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法学硕士，毕业后他成为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一名讲师，教授法学课程，前途原本一片大好。
可1990年的4月的一个晚上，一篇名为《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的文章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文章中提及西德首次同意，对犹太人进行民事赔偿，这让童增第一次知道在国际法中，国家间的战争赔偿和个人的民间赔偿是可以分开的，而我国在1976年与日本建交时，放弃的只有国家之间的战争赔偿并未提及民间赔偿，这给中日民间索赔留下了空间。
职业的敏感性，让童增开始着手研究此事，经过数月的研究他写下《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
对于文章的发表，童增首先想到了媒体，可碍于当时中日友好的大前提，对日索赔几乎成了敏感词，没有一家媒体愿意刊登童增的文章。
童增不甘心，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正在召开的“两会”，没有关系和门路，他就亲自去全国人大，那里的工作人员答应他，一定会把万言书提交上去，于是童增满心欢喜回酒店等消息，可等了好几天，都没看见有关中日赔偿的新闻。
看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童增干脆将自己的万言书印了200份，直接跑到人大代表下榻的宾馆，逐一向他们“推销”，人大代表王录生也在其中，他被童增的锲而不舍打动，后来，王录生成了万言书提案全国人大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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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贵州省人大代表的王录生
于是，童增将万言书重新整理，写成《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由王录生提交，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形成正式议案。
这个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通过全国人大的舞台，童增和对日民间索赔出了名，全国的中日战争受害者纷纷前来找他，由于当时这些受害老人，大多已是老人，童增为了方便接触他们，毅然选择去国家老龄委工作。
一时间，前来寻求帮助的战争受害者，踏破了老龄委和童增的家门，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见五波人，老龄委的电话几乎成了他的专线，仅三年，童增就接待了800多位来访者，收到的信件更是多达10000多封。
这些受害者有些是希望寻求赔偿，但更多的是想要倾诉，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声音和故事被历史所压抑，找到童增只是想发泄自己无处倾诉的冤屈和日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他们叙述下，一段段充满辛酸的历史被揭开，一位叫赵忠仁的老人回忆：
自己被日军抓去做劳工，当时同胞们病了、伤了，就会直接被丢到海边等死。为了一口活气，他们甚至请求在旁边撒尿的工友，把尿撒在自己嘴里。
部队里一名姓段的副师长写信给童增说：
日本人当着自己的面，在山顶上砍掉父亲的袋，脑袋一直滚啊滚，滚下山脚，掉入河里……
童增被这些故事深深震撼，他身上那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又重了些，坚持民间索赔的心日益坚定。
但索赔这条路真的很难走，从1991年到1994年童增不知道去日本大使馆抗议过多少次，也记不清求助过多少社会名人与他联名却屡屡遭拒。
直到1994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谁都没想到，一位律师加入了他们，这不是一位普通的律师，这是一位日本律师，他的名字叫小野寺利孝。
小野寺利孝
以小野寺利孝为首的，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诉讼日本律师辩护团不顾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自掏腰包资助中国二战受害者上日本的法庭对日本政府及企业发起诉讼。
然而，尽管有了日本义士的帮助，要翻起70年多前的旧案向至今仍不肯承认罪行的日本索赔战争赔偿谈何容易。
27年漫漫索赔路，童增与小野寺利孝光是在日本起诉的案子就有20多起，却无一胜诉，童增反而因此丢了原本美满的家庭。
1992年，童增刚开始民间索赔的时候，曾有人给出过如此评价，“你很幸运，你还年轻”，当时的童增尚无法理解，但27年过后，当一位位战争受害老人离世，当自己从30出头的小伙子熬成年近花甲的老人，他终于懂了这句话的含义。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童增把起诉战场搬回国内后，他们终于迎来了第一场胜利，中威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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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法院门口起诉团的合影
这场起诉历经四代人的努力，终于在2007年获得胜诉，并于2014年由上海海事法院判决强制执行，最终，被起诉的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中国受害者赔偿了2.4亿元。
2016年6月，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同意向二战中国受害劳工正式谢罪，支付接受谢罪的劳工或家属每人十万元人民币，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这意味着，如果3765名受害者全部联系到，三菱公司总共要赔偿4亿人民币。
面对如此成果，童增只说：“26年前，我没想过有今天。”转身又投入到为更多受害者追偿的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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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谢罪后，中国二战被掳往日本的受害劳工和受害劳工的遗属专程来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向童增致谢
27年过去了，对童增来说，索赔早已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要向日本讨回公道，讨回中国人的尊严、讨回历史的真相，让日本为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的恶行负起责任。
他曾说过，“索赔是我们送给日本人最好的礼物，唯有索赔，日本人才能清醒。”
2017年，面对又一次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童增并不在乎是否真能获奖，他只是感激，因为诺奖的缘故，他的民间索赔被越来越多人知晓，也为更多中日律师的加入而感到欣慰。
27年的时间里，童增从未因索赔拿过一分钱，反而一次次为受害者们无偿付出。他以一己之力，唤起了中日两国社会各界对中方二战受害者的关注，扛起了为中国受害者追偿的大旗，他是不折不扣的斗士。
千秋功过，后人评说：即使受害者们一个个渐渐离世，日本人曾经犯下的罪行，我们不会忘记，中国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让我们为敢于翻开历史伤疤的和平战士加油！
来源：酷玩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