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能达
孩子们常常会向成年人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样的求知欲如果可以得到认真合理的对待，必然会大大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
古人说“学贵有疑”，有疑才会深究，而探究的深浅又与疑问的范围和广度相关。因此，欲得到透彻的解答就必须尽量扩充视野、多设观察点，从不同的方面产生疑问。无论是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甚至是数学和语言学之类的工具学科之研究，都是如此才会有较好的学习效果。
人类天生就具有的求知欲，是孩子产生疑问的动力。然而，求知欲的增强有赖于环境的薰陶，这需要有经验者的引导，以及通过学习新知识来扩大观察及思考事物的范围。在这些方面，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机遇都会均等。
政府应该推广健康教育，引导民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提高胎儿的遗传素质。然后继之以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来连续扩大孩子的知识范围，和训练孩子的思维能力。然而，这些方面又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状况与经济条件，而不仅是有赖于对科学知识认识。
所以，一个国家是否先进发达，民众的素质高低与否，必然紧密相关于政府的政策。因为每个人或每个家庭的生活条件、受教育及身心事业的发展机会，都涉及到社会的政治因素。
一个爱民的政府必然会鼓励民众关心政治，监督政府不能为了巩固政客、权力集团的私利特权，而对广大民众实行愚民政策，来扼杀人们的求知欲和创造力。另外，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文教设施，用之以弥补文化条件差的家庭的子女学习条件之不足。
基于以上的认识，有觉悟的人不宜只是独善其身，而应关心和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也就是说要不置身于社会政治之外。同时，应该努力学习，培养至少一技之长，增强自己为社会作贡献的本领。先贤教导我们要“以天下为己任”，便包含了这层意思。
家庭教育和儿童教育是个人发展的起步点。第一步选对了路子，以后就会顺利。笔者曾写过〈经历了三个不同政权的军人吴大哥〉一文，这位年过八旬的前海军军官，不仅精于军事，而且一专多能，还能熟练运用英、法、日三门语言。
吴大哥的学习时间虽然有限，但是其效率之高，与他幼年和少年时学习的学科合理配置，所导致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他的经历足以反映家庭环境与起步时选对路子的重要性。
吴大哥是1930年代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一个旧式家庭，他的父母在他幼年时就以《说文解字》、《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教育他，使他很早就打下了古汉语基础。在烟台市的一所天主教会附设的小学，他学习了拉丁语。他上初中时，日寇强制推行日语教学，他的古汉语基础大大便利了他的日语学习。
借助于拉丁语基础，他在中学时，业余自学了英语和法语。中学毕业时，他的英语和法语程度已不亚于当今中国大陆大学外语专业毕业生的水平。因为法语是从俗拉丁语演变而形成的罗曼斯语族之一，而英语中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单词源自拉丁语或从法语借入而间接关联于拉丁语。
吴大哥掌握了语言工具之后，就能广泛涉猎各种书刊，从中广受启发，形成自己的正确判断而不盲从谬论。尽管他先后经历了日伪政权、国民政府，与中共“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军官，并非处于最艰难困苦的社会底层，但他却能出于公心地看出这三个政权的优缺点及罪恶，因而主张民主制度与合乎科学的教学方法。
在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文科曾有拉丁语教学，北京大学甚至开设过柴门霍夫创造的世界语（国际辅助语）课程。但是在1950年之后，中国大陆只有医学院的学生可以学到一点粗浅的拉丁语，而大学文科的拉丁语教学完全都被废除了。本世纪初，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开设了拉丁语作为选修课，程度高于医学院的拉丁语教学，这堪称一大进步。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民主国家或是专制国家，都过分地偏重学历，设置了很多僵化的考试和选拔方式，所以阻碍了人们的求知欲的发展机会与创造能力。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至今余毒未清，亟须彻底革除。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真才实学，选拔人才的方法不论出生门第，尤其是注重儿童家教这一优良传统仍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现代人去继承和发扬。
在十九年前，上海几位大学毕业的妇女敢于宣布，只要政府在高考选拔上不设政治关卡，她们自行组合设立私塾，让自己的子女就读，她们自己执教，不进国家设立的学校，只要十年的时间，一定使学生达到国内大学名校的录取水平。这并非狂妄自大，而是有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历史依据。
岳飞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他的母亲从小就教导岳飞学文习字。虽然岳飞家境贫困，但是母亲以沙做纸，以木为笔，她用树枝在沙地上教他写字，并告诫岳飞要勤学苦练。岳飞的“满江红”脍炙人口，让人难以忘怀！
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幼年时被校方视为顽劣，其母把他领回家之后，自己在家里亲自给他补习基础课程，终于造就了一位极有创造力的大发明家。
这两位由母亲亲自教育成才的例子，已足以佐证合理的教育方法与内容，对于加速孩子的学习进程、提高学习效果与培养孩子的创造力，都是有益作用。所以，在孩子幼儿和少年时期，给予孩子良好的教育，是家长的首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