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闱闱道来】 漫谈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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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

作者:宋闱闱

我第一次读到《孽海花》时,赛金花和晚清名臣洪钧的故事,书中诚然情节起伏,然而,看写到张佩伦,才顿时激动起来——呀!这是张爱玲的祖父呀,他在这里呀!

张佩纶穷苦出身,籍贯河北丰润,张爱玲说那里乡野荒僻,“比三家村只多一家”。张佩纶京试后,一举成名天下知,年轻时,所有的书生意气都是相似的,他在朝廷上左参一本,右参一本,提出改革意见,一时间参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他也参了李中堂,然后,被派去福建,率领北洋水师抗击外寇。北方来,不谙水性的书生,败仗,获罪,被流放到黑龙江。再回京时,李鸿章不计前嫌的招他为幕僚。偶然,在他的书房见到他娇养在闺中的小女儿,惊鸿一瞥。在中堂的暗示下,他翻阅到小姐写下的诗。当中那一句:“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是深入肺腑的知己之言,格外的抚慰这位流放书生的心,他潸然泪下。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失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盱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侯。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豕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这样的情节,还有这样的诗文,都是身为读者的我们所熟悉的。毕竟,在此之前,我们有《红楼梦》,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一路读下来。府邸深沉的钟鸣鼎食之家,失意的人总是要赋诗的,一心精忠报国的书生们总是长吁短叹的,这是我们熟悉的从前的中国的情节。

张爱玲在她的私人影簿《对照记》里,以晚辈惯常的忤逆,商榷“基隆”是不是“鸡笼”呢?据说,这首诗也并不是祖母写的。然而,她家祖父、祖母,也并非不谙文墨,不风雅的——他们是隐居于小园林的神仙眷属,还曾合伙著书呢。写过食谱,虽然那食谱在孙女儿的眼里,照样的并不高明。合写过一部武侠小说呢,当然,是内刊,印了几十部,仅限于家庭成员内部发行——她这样东一句,西一句,世人承认的,她不承认;世人认定的,她否定。然而,她的祖父、祖母,是好姻缘,好眷属,在岁月里不刻意记起,也令她刻骨铭心。她这样写:“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是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她写他们的时候,已然孤老一人,看得见的来日无多。她冲淡的笔调,然而无限深情的写下:“我没赶得上看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是静静的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对照记》出版于台湾皇冠出版社,翌年,张爱玲便逝世于洛杉矶。在世人眼中,《对照记》是张爱玲对读者、对人世的告别,如张迷所熟心的那一种形容:“一个苍凉的手势。”在这最后的文章里,没有她的婚姻和丈夫的影子,也看不见她详细著墨的人生经历。她倒是深情的讲述著她的祖父、祖母——终其一生,她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她的家族。我想,那不仅仅是一种血脉的联系。更本真的,是她生活在那个家族里,一如她终生住在《红楼梦》里。

这是一种回归,如落叶在风中辗转、飞旋,仿佛向著天空奔去,却终于叹息著,被大地揽入怀抱。

张爱玲受姑姑的影响,与亲戚间一概不往来,却忠实的记得他们的故事,那些高墙大院的家族里,错综缠绕的情和仇。她最早的创作,取材于她的族人。晚年,更是一次一次的走回她的家族,回溯她“漫长得近乎永生的童年。”

在《对照记》和《小团圆》里,她都写到父亲饭后消食的习惯——绕室吟诵古书,滔滔的、不歇气的样子,会觉得心痛,因为这满腹诗书在新的工业时代,毫无用处。

張愛玲的姑姑攝於上海的新式公寓裡

后来写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逐渐的得罪了全族,至少我们晓得,《花凋》里头,“酒精里泡著的孩尸”,“自民国以后时间就没长进”的舅舅家,是极恼恨她的,因为她写小说暴露家丑,然而她父亲已经管不了她了,且极为遗憾,她母亲本来是有权威的,然而去国离乡多年,失却了权威,对这忤逆的女儿也管教不了了。

她分明是爱著弟弟的,童年时,目睹后母打弟弟,她流过何其多的眼泪。自己住到母亲家后,对著浴室里的美丽的母亲哭泣道:“要接他来,送他去学骑马⋯⋯”,在散文〈私语〉里她写道,她逃出家后,弟弟也不堪抽大烟的父亲和后母的凌虐,学著姐姐逃到母亲这里来了,“带著一双用报纸包的球鞋”。然而,母亲向弟弟解释,她负担不了两个孩子,于是弟弟依然回去父亲和后母的家,“他流著泪,带著他那双报纸包的球鞋”。——那种儿童的流落无依,格外地跃然纸上。我每次读到这个细节,都会油然地泪盈满眶。

然而,她记恨著儿时的一张水彩画,被人力透纸背的打了横杠——是弟弟干的;后来,后母嫉妒她频频去探望生母,从中生事,宣扬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再回到家,在弟弟抽屉里看见一封信,弟弟写著:“家姐事⋯⋯家门之玷”——他在学著经理人事,于是写了这么一份信,寄出与否不得而知。但张爱玲对此事,铭记在心,她被伤到了。《小团圆》里,她反反复复提及,反反复复的写。

她看著后母打弟弟,父亲也打,然而,弟弟并不记仇,这夫妇二人对躺在榻上抽鸦片时,弟弟偎依在他们身边,如一只偎炕的小猫,神情心满意足。这样的情景,一如她看著弟弟挨打,那样令她心灵震颤,那种“一定要报仇”的心意,也渐渐成了个笑话。弟弟是个没有心气的混沌人,他软弱,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因为没能力反抗,为著生存,这个懦弱的孩子脾气好得不得了,而张爱玲的性情,按照胡兰成的鉴定——最是狠毒,绝决的。她渐渐看不上弟弟。

再大一点,弟弟的立场就渐渐的偏向后母了,凡事替后母说话,认为“二叔糊涂,娘是好的”。在姐姐这里,他的无智混沌,简直是无可救药的了。到末了,她对他连同情都没有了。他每每开口讲话,踌躇满志的计划“去做套西装穿穿,再去找个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强笑著道:“你不要再说了呀。”在一篇短文里,她还提及过,上海小市民的滑稽和心酸:好容易做了套西装,然而,共产党来了——西装派不上用场了。

后来,张爱玲在英文小说《易经》里,迳直把这个角色,写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来,实在是没价值的。

后头看她弟弟张子静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晚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张爱玲小说里头的人物原型。他很忠厚,回忆起父亲、母亲、姐姐,一律都有温暖底色。他抱歉著自己这样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实在是配不上那样才情飞扬的姐姐,然而,他以她为骄傲。

張愛玲的弟弟

半个世纪后,张爱玲在美国与劫后余生的姑姑、弟弟通信,依然的,弟弟伸手向她要钱,她则回信抱歉的说,帮不上他。他们这些末世王孙,改朝换代了,还是一样的相处情节——礼节齐全的互相问候,伸手要钱,以及好声好气,却斩钉截铁的回绝。这样的大家族的落魄子弟,改朝换代了,他们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脉络,寻常的情节。男人们个个都在伸手要钱,一辈子都在伸手要钱。张爱玲的精明,则和《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没什么两样,总之,要钱是没有的。抡起烦难,她板著指头也能诉苦诸多。曹七巧带著黄金的枷锁劈死了好几个人,残害了自己的骨肉。张爱玲冷眼旁观,然而,黄金枷锁,对钱的计较,对亲人骨肉的提防,这样的心理训练,已经成为她的一种本能。她对弟弟,就是这样无情的,而家族骨肉们彼此之间,也都牢牢的戴著这副黄金枷锁,谁都不曾卸下。手上的钱攥得紧紧的,手足亲情全都视为累赘,是为了张口借钱和防止被借钱而存在的一种关系。为了钱,兄妹之间可以打官司;为了钱,原告可以被被告收买,背叛手足,直到反目成仇,彼此老死不相往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五四运动”的最强有力实践者,她看不上丈夫,于是与之仳离,也一并卸下教养儿女的责任,作为一个自由而富有的女子,周游世界,过了自在潇洒的一生,老死于异国他乡,儿子、女儿一个也不曾照顾上半点。然而,纵观她们后头的际遇,没有了大家庭的背景,挣脱了任何背景和亲戚纠结,她们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那样的燃烧和自我保全,看起来都是力不从心的微弱和辛酸。

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写到她家的那些原籍安徽仆人,李鸿章的乡亲们,那些乡下人还保存著一个伦理的乡村社会,有帮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厨房,长年横七竖八的睡著人,有一回,奶妈的儿子来上海找个糊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门口,由奶妈将残羹剩饭热了来吃,夜里则睡在厨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这样的细节,想来是刺激张爱玲的。因为这些穷苦的乡下人之间,保存著最本质的舔犊之情,乡情伦理。而这些做主人的,饱读过经纶,脑子里都是西来文明最表面那一套冷酷无趣的东西,彼此做出最冷酷无情的表情。

姑姑从前喜欢这个弟弟,出门时,常常和弟弟开玩笑,商量道,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一晚上好不好?因为弟弟生得好看。到了晚年张子静的笔下,他和姑姑虽然同住上海,却已经是半世未见,姑姑再婚和离世的消息,都是从报上得知的。“不过姑姑对我始终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冷淡。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的影响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因此对我保持著一定的警惕和距离。她们还住在爱丁顿公寓时,一次我去看姐姐,两人说话的时间长了些,不觉将近吃晚饭的时分。我姑姑对我说:『不留你吃饭了,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我只好匆匆告辞。”

对此,张爱玲在《小团圆》当中,这样替姑姑的冷口冷面的狠心做解释:“他小时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连日熬夜,隔两个钟头数几滴药水给他吃。九莉也是听她自己说的。但是她这些年来硬起心肠自卫惯了,不然就都靠上来了。”——舔犊之情从前是天然都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一层层灰、一层层沙搀下来,积累得久了,那点真心都埋没了。

张爱玲离开上海,约好和姑姑互不通信。她们都是洞察时事的人,唯有张子静,混沌的奔走谋生,父亲花光了所有的钱,装聋作哑,从来不提给他娶亲、结婚这桩人生大事。张子静在扬州等地谋生,后来又在上海远郊的中学教书,终其一生孤单一人。在张子静的回忆里,他重复的写到张爱玲去国离乡带给他的伤心:“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著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那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把门关上。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

张爱玲过世的时候,身后事不可谓不丰厚,她的银行帐户里还有数万美金的存款,她立遗嘱将财产和文字版权全留给了香港文友宋淇夫妇。而这时候,她弟弟还活在上海,在继母遗留给他的一间房子里栖身。据街坊后来的回忆,他大雪天气里登门作客,穿著一双有洞的单鞋子,看起来无比的凄惶。和张爱玲一样,张子静也是不会做家务的,就这么潦倒到死。张爱玲照例的不信任和看不上这个弟弟,没有留给他任何。

而她的遗嘱委托人宋淇夫妇过世后,其子宋以朗合法接管了这份遗嘱,成为委托人,大抵也是个张迷罢,他将张爱玲的遗稿翻了个底朝天,她生前决意不拿出来的稿子,全被其统统出版面世,一时哗然。

世事结果,大抵如此让人啼笑皆非罢,我们在一边旁观著,也不过一声叹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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