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的历史过去了吗？（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看中国2024年9月19日讯】中共所谓“开国”的上将宋仁穷之女宋彬彬死了三天了，舆情似乎停留在“毁誉参半”的层面。但她启迪的“终极三问”却很有意思——我从哪里来？我要做什么？我要到哪里去？无意间掀开了一个清算中共邪恶本质的幕帘。
为中共篡政荣膺上将头衔的宋任穷有多达7个子女，排位第四的次女宋彬彬，于美国纽约时间9月16日过世（77岁）。很多人对“享年”说法不赞同，但这是个中性词，每个人死了都可以说“享年”，如果从“人是有罪的”的定义来看，也就不纠结为好。说逝世也是这样，汉语还是很包容的——所以才会有关于“死”的几十种说法。
宋彬彬之死，对于解答我从哪里来？我要做什么？我要到哪里去还是有启发的（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在宋彬彬妹妹向全世界通告的姐姐死讯中，说姐姐“她走得安详，并无痛苦”。但如果相信“人类大审判”实有其事，那么无论活着还是死去的人都会经历这场审判，如果人相信佛家所说“轮回”，那么这场审判就会归结人的“生生世世”让人看到“我从哪里来”，而不是这一生一世。所以，讣闻说，“希望她在天堂能永无苦痛，永无委屈”，就是相当一厢情愿了。因为，因她而罹难的人如果也在人们以为的“天堂”，那么是不是还要掐架，论个是非？
大审判后在给出结论后，人都有去处。这是题外话。
讣闻显示，宋彬彬“去世后不举办任何纪念活动”，好像没有按照“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的人类风俗行事，但活着的人，总不愿意遭遇什么，连带的舆论或伤害都不好。
其实，宋彬彬之死，让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共邪教精神控制的巨大危害。
如果从广义的精神病人的定义来看，被精神控制的人，在欧美法系通行原则中，“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而宽宥是每个人都应当具有的基本德行。
更何况这是人们看到的在毛泽东精神控制年代，谁都可能做出违反基本人性的丑行。
来看历史过程也许有启发：
1966年8月18日，当着80万人的面，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红卫兵”红袖章，袖章上的“红卫兵”三个字是毛泽东的手书。
宋彬彬随即被利用了，人民日报假手宋彬彬发表署名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以及毛泽东“要武嘛”的命令改名宋要武（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情况，都是宋彬彬予以否认的。而署名文章成为精神控制中“人吃人”时间段的号令是真的。
人民日报造假的目的不过是给暴力符号镶上赤色的血腥边框。更是对于当年12月开始的全国范围的“武斗”，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文革武斗的惨烈，没有更多的影像留下来，但记忆还在（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笔者亲历过那场武斗，那是在四川省阿坝州（那时候还只是阿坝藏族自治州）首府马尔康。
我亲眼目睹的情景：在工棚中横陈着13具尸体，他们死于武斗，没有一具全尸。那是造反派的不同观点的人“互殴”的结果，械斗还不完全是枪战，虽然双方都拥有盒子枪（毛瑟军用手枪），小口径步枪，79式步枪，以及轻机枪、冲锋枪。但森工这边的“造反兵团”利用资源，在分割成一尺长的钢管内填塞修路所用的粉状硝铵炸药，并混入铁砂，嵌入铜雷管，雷管前端插入导火索（长短不一定），埋进炸药中压实，成为用明火点燃的“手雷”。但他们往往会在点燃后为了扔得更远而用“抛石绳”，一名死者就是因为抛石绳出问题在钢管炸药没扔出去之前爆炸，导致炸掉一只手臂而死亡，还有的被炸烂腹部……
重要的是。武斗双方都在专制独裁政权中，而且都是膜拜毛泽东这个神坛上的活图腾的人，他们不是为了金钱、名利、地位而互相残杀，而是因为观点不同而拼命。
这告诉了人们一个“天机”，当人一旦不信神，神不控制人类的时候，人类会被无神论政党剥夺了人的属性而变为动物，失去人活着的所有意义，且将毫无悬念的堕入地狱——“我要做什么”已经没有“我”了。
“控”是中共九大邪恶基因之一。举例说，在江泽民“时代”以灭绝方式镇压上亿真善忍修炼人，国家暴力机关的公器被其私用，“灭”、“控”两大基因衍生出来活摘人体器官等这个宇宙中从未有过的罪行，至今还被控制的少数中国人沾沾自喜，认为江泽民正确。
习近平新时代的“控”目前已经升级为以人工智能为载体的方式，共产主义毁灭全人类的宗旨从来没有改变。
文革的死亡数据恐怕也不准确，如同今天死于疫情的中共数据。文革的批斗是打土豪分田地的“轮回”，只不过反过来了（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在看完这个插叙之后，我们对历史罪人的理解恐怕会好些。
其实，江泽民的党控与习近平的控都是从文革承袭而来——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学校红卫兵的批判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卞仲耘是第一个在文革中被暴力殴打致死的“教育工作者”。文革中教师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详细统计数据，如果涵括自杀（跳楼、投河、上吊、割腕、服毒-安眠药等等）教师，只能采用网传的《叶剑英选集》中说法：172.8万人自杀，高知自杀20万人。而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多达2000万。这笔帐是算在毛泽东造成中国人死亡的统计数据中的。
话说回来，深深遗憾的是宋彬彬在美国那么多年，连同她的家人们都仍然没有摆脱精神控制，或者说没有走出被控制的“氛围”，虽然一度有忏悔的感念。
2014年宋彬彬回国忏悔，显然是受到了某种影响而处于半醒状态。这场忏悔也是引来两种看法，赞扬与挖苦同在。卞仲耘搞哲学的丈夫王晶垚（2021年8月死于新冠疫情）更是绝不接受这一“虚伪道歉”。但他应该知道卞仲耘1947年在土改工作团被“控”而参与杀人的历史：“将四个地主押到河滩上，用石头砸死，然后扔到河里冲走”……我说，王晶垚“现在”是完全明白了。
这个历史插曲，是对“卞仲耘之死的真相仍未真相大白”的最好注解。
看看截图的说法，死去的人与活着的人应该知道的真相（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于是，人们看到了“因果循环”“业力果报”等问题。但这一基本“定律”在中共专制邪灵附体中却变更为以“控”酿造“因”让人自食其果，在毁灭传统文化，摧毁道德标准后，强迫逼使被控制的少数中国人精神失控而无恶不作。
从这一意义上说，虚拟文革还在延续，这才了有文革还在延续的说法。今天中共的控已经发展到了智能化，从钱包到出行，从发言到写文章，没有遗漏一项，因此，什么样的悲剧都会发生。而人是会从“被控”走向“自控的”，那些跳忠字舞，唱红歌的粉红就是如此。
但为什么有观点认为宋彬彬之死标志着文革完全走入历史？
还是以“控”来看：文革中，中共因九大邪恶基因中的“灭”“控”导致社会崩溃，政权面临解体，以抓替罪羊方式处理了“四人帮”，这也不过是红二代存活下来的父辈们为特权阶层重新摆放饕餮盛宴的餐桌而已。这场宫廷政变也顺带讨伐了红卫兵。插一句，红卫兵是中共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斗地主的“报应”或者“果报”，只不过，文革中不叫地主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
所以，清算红卫兵也是意味深长，至今，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没全部“下课”——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括王大宾、谭厚兰、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坐牢9年）死于2019年6月26日；谭厚兰（认罪与癌症免于起诉）死于1982年（45岁）；聂元梓;死于新冠疫情到来前的2019年8月28日；1945年出生的蒯大富只有中风传闻而无死讯传出，与蒯大富同岁的韩爱晶2003年内退，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好像还没死。后面这三人被红二代清算，曾分别获刑17年和15年。;
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括王大宾、谭厚兰、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他们都是文革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保存着那段历史，但却不能说出来。
这也是大陆网友难以深沉思考的原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微博上一位作家（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2名），他对宋彬彬之死发表的感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时光走到现在，对那一段历史，已经极少有人能说得清写得清了，因为这个世界老是这么分裂，发生不久的事，哪怕是轰轰烈烈的事，接下来就会有一部分人在洗，一部分人在抹，一部分人拼力想留住记忆，而另有一大部分人拼力让人们忘记。到底是记住的多还是忘记的多，无法考证。
这位作家只说对了一小点，中共从成立黑帮政党开始，就一直在篡改历史、湮没历史、修理历史、伪造历史，掩盖历史真相。这也是宋彬彬之死，在高墙之内还是针对个人表面议论为主，并未因此激起民众觉醒意识的原因。
还是要说，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在1979年的一次报告中揭破了真相：一旦人民知道了中共的历史，就要起来推翻它。
所以，奉劝这位作家以及每一个中国人，翻墙出来。文革的历史在自由网络中。找寻真相，那不是为了看真相而了解真相，而是为了你自己生命的永远。你会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