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一生跨越了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所有的世事变更。她儿时进的是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是清华、牛津，她是名副其实的自由思想者，却嫁入传统家庭，诸事含忍。国难内战浩劫中，她百忍生活之苦，盛世名利前她深自敛抑，隐身于世，她的百岁人生诠释了何谓，“忍生活之苦，保其人之天真”她是享誉中外的作家，文学翻译家，更是丈夫眼中的妻子，情人，朋友，她是人世间才女，最贤的妻。
她，就是杨绛
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曾留学日本，后来是无锡著名的大律师，曾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他又留学美国归来，到了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母亲唐须荌则是，有中华传统美德的知识女性。
杨绛母亲唐须荌
杨绛8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12岁时，进入苏州振华女中。她自幼聪颖，喜爱读书，中英文的都拿来啃，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会怎么样?她说：不好过。那一星期不让你看呢? 她说：那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绛父亲杨荫杭
当年，父母带她回到无锡老家时，父亲生了场重病，高烧不退，大夫都说没救了，可母亲偏不信，没日没夜地悉心照顾，独自一人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最后，父亲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这件事对她触动很深，母亲的贤良美德在她心里播下了种子。
1928年，她一心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因为南方没有名额，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没能进入清华成了她的一大遗憾。大三时，成绩拔尖的她，获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奖学金，本可以出国留学，但她却放弃了这个机会，甘愿跑到清华借读，一圆清华梦，也正是这个决定，让她邂逅了此生的挚爱。
母亲曾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杨绛进清华时，才貌双全，曾有人说：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而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而有些人，见一面，
你就知道，就是这个人了。
相见前，他是清华著名的才子，才冠三梁，名气大，像一个传说，而她在清华园里也艳压群芳。1932年春，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她与钱钟书偶遇，当时的他大褂布鞋，戴老式眼镜，面容清癯，目光熠熠，一开口，就能感觉到言语在发光。她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他则被她的清新脱俗所吸引，写诗赞她：
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他忍不住对她说：自己还未订婚，她也急忙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一见如故，不足以说明爱情，
唯有一见倾心，更恰如其分。
从此，两人开始书信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费孝通为此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而她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牵手走入婚姻围城。他们棋逢对手，门当户对，两人才学、品行，亦在伯仲之。
夏志清曾说：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一对像他们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同享盛名的夫妻了。胡河清则赞叹：他们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
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
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
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
看似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而婚后，杨绛在读到英国作家，
概括最理想的婚姻就是：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
当把它念给钱钟书听时，
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不久后，钱钟书以历史最高分，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而她则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因为，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出奇地笨手笨脚，不仅不会系鞋带，拿筷子也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
初到牛津，笨拙的钱钟书，下公交车时就脸朝地摔一大跤，“吻了牛津的地”，把大半个门牙磕掉。在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不久后她怀孕了，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台灯弄坏了，“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都是她妙手解难，她的“不要紧”伴随了丈夫的一生。
钱钟书的母亲曾说她这位儿媳：
笔杆摇得，锅铲握得，
在家什么粗活都干，
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入水能游，出水能跳，
钟书痴人痴福。
而钱钟书则对她说：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像你的。”
这大概也是世上最美的情话了。
1937年，女儿钱瑗在英国平安诞生，
钱钟书兴奋地致“欢迎辞”：
“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从此他们开始了“我们仨”的日子。
1938年，上海沦陷的第二年，他们毅然离美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后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她则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任了一年母校上海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惟一一次做了“行政干部”。
在战火纷飞中，她还创作了四幕剧本《称心如意》，演出后大获成功，评论家称其为“近年来少见的好喜剧”。在当时，杨绛可谓火爆有名，钱钟书也特地跑到剧院看，这位大才子看完就坐不住了，回来后就对她说：“我也要写，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当时正值创作上升阶段的她，立即表示支持。
从此这个最才的女，
便成了他最贤的妻。
她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活，伺候孩子，甘当“灶下婢”，她说：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两年后，《围城》问世。钱钟书在书的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在本书的背后她有一大半功劳，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出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句已被当今无数人引用的经典之句，也正是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生活中，她也为他泰然周旋，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她第一时间藏好丈夫的手稿。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丈夫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她则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
她的沉稳周到，保全了，
钱钟书的天真，淘气和痴气，
成了丈夫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
1946年钱钟书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在自留的样书上，他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
“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
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
妻子、情人、朋友。”
最才的女子，最博的先生，
琴瑟和弦，鸾凤和鸣，
婚姻如此，夫复何求！
战火熄灭了，可文革又开始了。
她和钱钟书都被打成“牛鬼神蛇”，她还被人剃了“阴阳头”，但她只是不声不吭地，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他们让她去洗污垢重重的女厕所，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她还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
她以难以想象的坚忍和平和，富有尊严地吞饮着暴风骤雨般的苦难，
不动声色地坚强，润物无声地反抗，
无一句控诉，无一句怨恨，
面对那个时代的荒谬与残酷，
她的内心强大得像海洋。
可当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时，她就不能够继续忍受了，她在大字报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结果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他们逼她低头，可她宁死不屈，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一个人就是一盏灯，一口气。
那么两个人，就是彼此的那股底气。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她被安排种菜，那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钟书则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
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写东西。一起下放的同伴们曾回忆说：
“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
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
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文革十年，其实他们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但就在这样混沌荒谬的十年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邓小平曾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
她通晓英语、法语，在她翻译名著《堂吉诃德》时，她本可以直接从英法文版本翻译，结果肯定不会太差，人们也愿意认可。但她没有这样做，当时48岁的她，竟开始自学西班牙语，她说：如果想要绝对忠实原著，必须从原文翻译。后来该书在全世界，成为被公认的难以超越的杰作，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文革结束后，她终于过上了安宁的生活，因为她和钱钟书的名气，国内外各种活动，都向他们发出了许多邀请，可他们全部都谢绝了。
像他们这样的大家，只要稍微露个面，讲几堂课，不仅收获名声还能财源滚滚。可她并不热衷这些，住的是老房子，穿的是旧衣服，她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
世间好物不坚牢，
彩云易散琉璃脆。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她一人悉心照料。而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她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她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被她自称为，“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阿瑗离世。而就在第二年，深爱的钟书去世，离世时，他一眼未合好，她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他这才放心地走了！她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她在《我们仨》里曾写道：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
但是逃到哪里去呢?
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
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先走的，才是福多的，
后走的，都是爱多的。
而她留了下来。
从此，她独自一人，守着安静而充满回忆喧嚣的家，过上了出世的生活。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都被她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11年，出版了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当年已近90高龄的她，还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时隔4年，96岁的她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获得众多评论家的赞誉：
“96岁的文字，
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她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中。
而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她90岁寿辰时，还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的“避寿”。
北京三里河，一个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这里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
自从1977年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
可她虽身居陋室，却心怀天下！
隐身低调的她，从2001年起，把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全都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了“好读书”基金资助困难学生，到2014年，已累计捐款一千多万元，惠及了近千名的清华学子。她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
能让真正爱读书的孩子，有书读。
原本她只想比丈夫多活一年，没想到不知不觉就过了100岁，而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她说：是该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了，她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是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心静如水，准备回家。
2016年5月25日，
杨绛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5岁，
一颗高贵、深湛而生动的灵魂，
如她所愿终于回家，
我们仨团圆了……
生命的沉重，必须以轻盈的姿态来承担，她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沉重，始终以轻盈的姿态，佛家涅槃般的智慧，与时间和平共处，择高处而立，就平地而坐，是我们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最温润的慰藉，她让我们看到了：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来源：德国优才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