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闱闱
一
我第一次读到《孽海花》时，赛金花和晚清名臣洪钧的故事，书中诚然情节起伏，然而，看写到张佩伦，才顿时激动起来——呀！这是张爱玲的祖父呀，他在这里呀！
张佩纶穷苦出身，籍贯河北丰润，张爱玲说那里乡野荒僻，“比三家村只多一家”。张佩纶京试后，一举成名天下知，年轻时，所有的书生意气都是相似的，他在朝廷上左参一本，右参一本，提出改革意见，一时间参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他也参了李中堂，然后，被派去福建，率领北洋水师抗击外寇。北方来，不谙水性的书生，败仗，获罪，被流放到黑龙江。再回京时，李鸿章不计前嫌的招他为幕僚。偶然，在他的书房见到他娇养在闺中的小女儿，惊鸿一瞥。在中堂的暗示下，他翻阅到小姐写下的诗。当中那一句：“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是深入肺腑的知己之言，格外的抚慰这位流放书生的心，他潸然泪下。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失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盱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侯。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豕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这样的情节，还有这样的诗文，都是身为读者的我们所熟悉的。毕竟，在此之前，我们有《红楼梦》，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一路读下来。府邸深沉的钟鸣鼎食之家，失意的人总是要赋诗的，一心精忠报国的书生们总是长吁短叹的，这是我们熟悉的从前的中国的情节。
张爱玲在她的私人影簿《对照记》里，以晚辈惯常的忤逆，商榷“基隆”是不是“鸡笼”呢？据说，这首诗也并不是祖母写的。然而，她家祖父、祖母，也并非不谙文墨，不风雅的——他们是隐居于小园林的神仙眷属，还曾合伙著书呢。写过食谱，虽然那食谱在孙女儿的眼里，照样的并不高明。合写过一部武侠小说呢，当然，是内刊，印了几十部，仅限于家庭成员内部发行——她这样东一句，西一句，世人承认的，她不承认；世人认定的，她否定。然而，她的祖父、祖母，是好姻缘，好眷属，在岁月里不刻意记起，也令她刻骨铭心。她这样写：“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是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她写他们的时候，已然孤老一人，看得见的来日无多。她冲淡的笔调，然而无限深情的写下：“我没赶得上看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是静静的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对照记》出版于台湾皇冠出版社，翌年，张爱玲便逝世于洛杉矶。在世人眼中，《对照记》是张爱玲对读者、对人世的告别，如张迷所熟心的那一种形容：“一个苍凉的手势。”在这最后的文章里，没有她的婚姻和丈夫的影子，也看不见她详细著墨的人生经历。她倒是深情的讲述著她的祖父、祖母——终其一生，她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她的家族。我想，那不仅仅是一种血脉的联系。更本真的，是她生活在那个家族里，一如她终生住在《红楼梦》里。
这是一种回归，如落叶在风中辗转、飞旋，仿佛向著天空奔去，却终于叹息著，被大地揽入怀抱。
二
张爱玲受姑姑的影响，与亲戚间一概不往来，却忠实的记得他们的故事，那些高墙大院的家族里，错综缠绕的情和仇。她最早的创作，取材于她的族人。晚年，更是一次一次的走回她的家族，回溯她“漫长得近乎永生的童年。”
在《对照记》和《小团圆》里，她都写到父亲饭后消食的习惯——绕室吟诵古书，滔滔的、不歇气的样子，会觉得心痛，因为这满腹诗书在新的工业时代，毫无用处。
后来写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逐渐的得罪了全族，至少我们晓得，《花凋》里头，“酒精里泡著的孩尸”，“自民国以后时间就没长进”的舅舅家，是极恼恨她的，因为她写小说暴露家丑，然而她父亲已经管不了她了，且极为遗憾，她母亲本来是有权威的，然而去国离乡多年，失却了权威，对这忤逆的女儿也管教不了了。
她分明是爱著弟弟的，童年时，目睹后母打弟弟，她流过何其多的眼泪。自己住到母亲家后，对著浴室里的美丽的母亲哭泣道：“要接他来，送他去学骑马⋯⋯”，在散文〈私语〉里她写道，她逃出家后，弟弟也不堪抽大烟的父亲和后母的凌虐，学著姐姐逃到母亲这里来了，“带著一双用报纸包的球鞋”。然而，母亲向弟弟解释，她负担不了两个孩子，于是弟弟依然回去父亲和后母的家，“他流著泪，带著他那双报纸包的球鞋”。——那种儿童的流落无依，格外地跃然纸上。我每次读到这个细节，都会油然地泪盈满眶。
然而，她记恨著儿时的一张水彩画，被人力透纸背的打了横杠——是弟弟干的；后来，后母嫉妒她频频去探望生母，从中生事，宣扬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再回到家，在弟弟抽屉里看见一封信，弟弟写著：“家姐事⋯⋯家门之玷”——他在学著经理人事，于是写了这么一份信，寄出与否不得而知。但张爱玲对此事，铭记在心，她被伤到了。《小团圆》里，她反反复复提及，反反复复的写。
她看著后母打弟弟，父亲也打，然而，弟弟并不记仇，这夫妇二人对躺在榻上抽鸦片时，弟弟偎依在他们身边，如一只偎炕的小猫，神情心满意足。这样的情景，一如她看著弟弟挨打，那样令她心灵震颤，那种“一定要报仇”的心意，也渐渐成了个笑话。弟弟是个没有心气的混沌人，他软弱，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因为没能力反抗，为著生存，这个懦弱的孩子脾气好得不得了，而张爱玲的性情，按照胡兰成的鉴定——最是狠毒，绝决的。她渐渐看不上弟弟。
再大一点，弟弟的立场就渐渐的偏向后母了，凡事替后母说话，认为“二叔糊涂，娘是好的”。在姐姐这里，他的无智混沌，简直是无可救药的了。到末了，她对他连同情都没有了。他每每开口讲话，踌躇满志的计划“去做套西装穿穿，再去找个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强笑著道：“你不要再说了呀。”在一篇短文里，她还提及过，上海小市民的滑稽和心酸：好容易做了套西装，然而，共产党来了——西装派不上用场了。
后来，张爱玲在英文小说《易经》里，迳直把这个角色，写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来，实在是没价值的。
后头看她弟弟张子静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晚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张爱玲小说里头的人物原型。他很忠厚，回忆起父亲、母亲、姐姐，一律都有温暖底色。他抱歉著自己这样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实在是配不上那样才情飞扬的姐姐，然而，他以她为骄傲。
半个世纪后，张爱玲在美国与劫后余生的姑姑、弟弟通信，依然的，弟弟伸手向她要钱，她则回信抱歉的说，帮不上他。他们这些末世王孙，改朝换代了，还是一样的相处情节——礼节齐全的互相问候，伸手要钱，以及好声好气，却斩钉截铁的回绝。这样的大家族的落魄子弟，改朝换代了，他们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脉络，寻常的情节。男人们个个都在伸手要钱，一辈子都在伸手要钱。张爱玲的精明，则和《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没什么两样，总之，要钱是没有的。抡起烦难，她板著指头也能诉苦诸多。曹七巧带著黄金的枷锁劈死了好几个人，残害了自己的骨肉。张爱玲冷眼旁观，然而，黄金枷锁，对钱的计较，对亲人骨肉的提防，这样的心理训练，已经成为她的一种本能。她对弟弟，就是这样无情的，而家族骨肉们彼此之间，也都牢牢的戴著这副黄金枷锁，谁都不曾卸下。手上的钱攥得紧紧的，手足亲情全都视为累赘，是为了张口借钱和防止被借钱而存在的一种关系。为了钱，兄妹之间可以打官司；为了钱，原告可以被被告收买，背叛手足，直到反目成仇，彼此老死不相往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五四运动”的最强有力实践者，她看不上丈夫，于是与之仳离，也一并卸下教养儿女的责任，作为一个自由而富有的女子，周游世界，过了自在潇洒的一生，老死于异国他乡，儿子、女儿一个也不曾照顾上半点。然而，纵观她们后头的际遇，没有了大家庭的背景，挣脱了任何背景和亲戚纠结，她们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那样的燃烧和自我保全，看起来都是力不从心的微弱和辛酸。
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写到她家的那些原籍安徽仆人，李鸿章的乡亲们，那些乡下人还保存著一个伦理的乡村社会，有帮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厨房，长年横七竖八的睡著人，有一回，奶妈的儿子来上海找个糊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门口，由奶妈将残羹剩饭热了来吃，夜里则睡在厨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这样的细节，想来是刺激张爱玲的。因为这些穷苦的乡下人之间，保存著最本质的舔犊之情，乡情伦理。而这些做主人的，饱读过经纶，脑子里都是西来文明最表面那一套冷酷无趣的东西，彼此做出最冷酷无情的表情。
姑姑从前喜欢这个弟弟，出门时，常常和弟弟开玩笑，商量道，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一晚上好不好？因为弟弟生得好看。到了晚年张子静的笔下，他和姑姑虽然同住上海，却已经是半世未见，姑姑再婚和离世的消息，都是从报上得知的。“不过姑姑对我始终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冷淡。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的影响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因此对我保持著一定的警惕和距离。她们还住在爱丁顿公寓时，一次我去看姐姐，两人说话的时间长了些，不觉将近吃晚饭的时分。我姑姑对我说：『不留你吃饭了，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我只好匆匆告辞。”
对此，张爱玲在《小团圆》当中，这样替姑姑的冷口冷面的狠心做解释：“他小时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连日熬夜，隔两个钟头数几滴药水给他吃。九莉也是听她自己说的。但是她这些年来硬起心肠自卫惯了，不然就都靠上来了。”——舔犊之情从前是天然都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一层层灰、一层层沙搀下来，积累得久了，那点真心都埋没了。
张爱玲离开上海，约好和姑姑互不通信。她们都是洞察时事的人，唯有张子静，混沌的奔走谋生，父亲花光了所有的钱，装聋作哑，从来不提给他娶亲、结婚这桩人生大事。张子静在扬州等地谋生，后来又在上海远郊的中学教书，终其一生孤单一人。在张子静的回忆里，他重复的写到张爱玲去国离乡带给他的伤心：“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著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那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把门关上。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
张爱玲过世的时候，身后事不可谓不丰厚，她的银行帐户里还有数万美金的存款，她立遗嘱将财产和文字版权全留给了香港文友宋淇夫妇。而这时候，她弟弟还活在上海，在继母遗留给他的一间房子里栖身。据街坊后来的回忆，他大雪天气里登门作客，穿著一双有洞的单鞋子，看起来无比的凄惶。和张爱玲一样，张子静也是不会做家务的，就这么潦倒到死。张爱玲照例的不信任和看不上这个弟弟，没有留给他任何。
而她的遗嘱委托人宋淇夫妇过世后，其子宋以朗合法接管了这份遗嘱，成为委托人，大抵也是个张迷罢，他将张爱玲的遗稿翻了个底朝天，她生前决意不拿出来的稿子，全被其统统出版面世，一时哗然。
世事结果，大抵如此让人啼笑皆非罢，我们在一边旁观著，也不过一声叹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