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闱闱
如她在《小团圆》里招供的，这一生，令她真心为之受尽了熬煎，吃足苦头的人，便是瑞秋和邵之雍——她的母亲黄逸梵，胡兰成。因为，她爱他们。在她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爱她的母亲，她美丽的，行踪自由，无法把握的母亲。后来，22岁的她以这样的热情爱上了胡兰成。
大抵是对她的故事熟到入心，看来看去，笔者竟然觉得，究其根本，在生命的质地上，瑞秋和邵之雍——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是一类人—-他们都是浪子，漂亮的浪子，在人世间任意徜徉，满怀才气，总有可爱的行头，她眼巴巴，热忱地爱他们，儿时的张爱玲站在床头，看母亲为著出洋，带著女仆整理行李，一样样精致的小物件在传递，逐渐整理出一个个结实的箱子，上路，飘洋过海，去经历她纷繁精彩的人生。而张爱玲则是那个站在床头边，忠实观看的童女，她总是在原地，在上海，忠实地等她环球旅行后归来。
很多年以后，胡兰成亦是一个带著箱子轻快来去的男人，带著他的公务、一身未了的、新惹的种种风流韵事。他在清晨出门，吻她，带著风霜的气息。他们都是在外头的大世界里长袖善舞、风流倜傥的男女。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告别，写得特别好，寥寥数语却是穿心透骨。在《小艾》里她写到小艾丈夫清晨告别去远门，吻一吻她的额头，闻得到他嘴里的牙膏味道，感受得到窗外的寒气，那种出门远行的气氛，格外传神。《多少恨》里头，相爱的平凡男女的痛苦仳离，是远远的海船码头的一声汽笛声，穿过整个城市的喧嚣，扎入女主角的内心。
而张爱玲,终其一生，是一个宅居在房间里的女童，她没有远方，似乎也不向往。她总是在一个房间里，怕生人，怕和人打交道，怕一切，在她还满怀著热忱，爱著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总是在等著她热爱的母亲，她的丈夫，这些风流倜傥的人，从大世界里回来。
母亲黄逸梵是个文艺女子，出身名门，是清末长江水师提督家的小姐，嫁妆丰厚。她嫁给张爱玲的父亲后，婚姻不如意，却和小姑子张茂渊意趣相投，以陪伴小姑子出国留学的名义，自此摆脱了这桩婚姻。在法国时学画画，在徐悲鸿前妻蒋碧微的回忆录里曾出现过。张爱玲在文章里说过，她从小到大都是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母亲的，母亲代表著一切新的，美好的生活方式。而父亲抽鸦片，娶姨太太，象征著穷途末路的腐朽。
后来她回到上海，住在张茂渊的时尚公寓里。而这个阶段，十岁出头的小女孩张爱玲，因为去看母亲未报备，和后母冲突起来，被后母打了耳光，又被父亲暴打一顿后关押起来，她为此重病一场，托赖贴身保母悉心照顾，放保全了性命，病好后，她伺机从父亲家逃跑出来投奔母亲，由此与父亲后母家彻底断了干系，父亲将她所有的东西都发散给佣人，声称只当她已经死了。而从此，张爱玲便自然归母亲负担的了。母亲又是个学校迷，很有名校情节，自然要为她规划出国留学。然而那阶段，母亲的生活情节实在太纷繁，注意力自然不能都在女儿身上，她对女儿的态度，也并非那种传统的中国式的慈母，她很自我，有很多的情绪化，同时，她也有很多的约会。 位于静安区霞飞路的西式摩登公寓里，总是西式的下午茶，鲜花，茶点，以及，在约好的时间内按响门铃走进来的男人。而这时候，女儿就需要识相地出门去，让出空间给母亲和她的男友。张茂渊白天都是出去工作的，这个自闭的小女孩并没有能去的地方，她在公寓的楼顶平台转来转去，风在空中荒芜地吹过，太阳荒荒，她心里激越地想著：是不是要从楼顶上一头栽下去？才能向母亲表明——她是真的不过意的！她不过意花她的钱，住她的公寓，碍手碍脚地妨碍她重建新生活。后来张爱玲成名后，曾经在文章里苦涩地谈到，和一个挚爱的人相处，熟腻到伸手去讨要零花钱的地步，这绝对是一种考验——即便是母亲和女儿之间。
她偷看过母亲抽屉里的信件，瑞秋在信上给远方的男朋友写信，报告每天的生活内容，不外是聚会或画画，慈善筹款等等名媛的日常生活，同时抱怨应酬太多，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读书会，等等。这样的信件是既矫情，又令人难过的，在瑞秋芳心柔曼的情感世界里，是一个永远在等待爱的单身女郎，没有在不如意的婚姻里努力脱身的经历，也没有一对仳离后缺乏管教的儿女做她的人生背景。她的女儿个头太高，长相又不好看，性情太怪异，穿著后母给的旧衣服长大，心里充满了委屈，她内心渴望母亲弥补她重视她；她的儿子留在前夫家里，饱受欺凌，被后妈和父亲随意撒气，时常挨揍，为省钱甚至不能接受新式教育，渐渐地越长越猥琐，一个儿时人人称道的漂亮小男孩没有漂亮起来，而是沦为被众亲戚，包括自己姐姐所鄙夷的对象。她的后院哀鸿遍野，情伤处处。男人被她吸引，又碍于她是一位离婚妇人的身份，始终不能定下主意来娶她，她一直在男人堆里打转，无所归宿。然而，当时的她活得很兴头，一径扮演那个出身于前朝显贵门楣，美丽，富有，神秘的，富有学识和才情的东方女子的角色。她铺排的场面里，并没有这一双拖油瓶儿女的位置，因无处被安置，张爱玲被推得扁扁地贴墙而立。
看《小团园》里，张爱玲的弟弟好不容易从父亲和后母的家里脱身，有机会来探望远洋归来的母亲，那个充满了西式派头的母亲，对儿子叮嘱—你要去看医生，要补钙，要去看牙医。你去某某路某某诊所找某某医生，去拍片子，就说是我让你来的，帐单寄到我这里来。这样的随口一说，简直像足一个做慈善的阔太太的口吻。逆来顺受惯了的弟弟，一味地诺诺应答，自然，空口无凭，他是不会真的去找到某某路上的那个诊所和母亲说的那个好朋友医生的。这种漫不经心，临时起意的母爱，读起来，只叫人觉得满纸荒凉，人生全无意趣。
张爱玲在母亲的眼里，不漂亮，没有情商，又笨手笨脚，离一个标准的名媛相距遥远。有一次，这个拖油瓶女儿害伤寒，母亲费心费力地照料她，也许是太辛苦了，也许是为此而有不为人知的牺牲，母亲曾怒不可遏地冲进女儿房间，口气恶毒地诅咒她，说她活著就是害人，早点死了才好。
1939年，张爱玲以远东第一名的成绩被英国伦敦大学录取，因为二战爆发，退而求其次去香港大学读书，在港大文学院求学阶段，因为她实在是太会读书，成绩优异，估计平日里看起来也实在是拮据的缘故，于是她的一个老师，一位英国绅士，便在学期末时，自己给了她八百港元作为奖学金，奖励她的聪慧好学。她母亲当时和一群红男绿女的朋友们正好在香港度假，居住在浅水湾酒店，张爱玲常常去酒店探望她，也多少目睹她和各色男女之间的纠结。因为她在学校素来寒苦，校方的那些管理人员—-英国嬷嬷们，一直把她归为那一种因为贫穷，放假都不回家，而是在学校白吃白住的学生，然而开车送她去看母亲，见令堂居然住在香港最高端的酒店，一驻扎就是多少天，以至于嬷嬷们的表情都格外严厉了，大抵认定她又是一个巧妙会占便宜的中国人家里的孩子。自然，张爱玲是无从解释的，她打小就在这种复杂的环境里求存，中学一直穿后母给的旧衣服上学，如今在港大，也说不清母亲的钱不是她的钱，于是只好装得完全木知木觉。
这次她得了这一笔奖学金，便兴冲冲拿给母亲看，她母亲那时候正是一个美貌名媛的巅峰期，脑子里对万事的打量都脱不了男女关系，她心理以为女儿和她的老师是有私情勾当，不然老师也不会以奖学金的名义给她发钱，当然，她对此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好恶的立场。
张爱玲把那笔钱留在母亲那里，是为了让母亲高兴。下回再去探望时，打算取回那笔钱，她母亲绝口不提，于是她也不敢问，然而，天意一般，一个女亲戚走来坐下，谈起昨晚的牌桌输赢，她母亲刚好输了——输了八百元。那一刻，于张爱玲，是一把锐利的剪刀，终于，一刀剪断她和母亲之间的那根亲情的脐带。
后来对她的姑姑诉说，经历了那一道，从此，好像对于母亲的一切，心里终是淡淡然，再没有什么感触了。而姑姑和母亲，曾经是刎颈之交，两个人一同飘洋过海看过世界的。当年的姑姑张茂渊太爱这个嫂嫂，以至于糊涂到完全想不起来她和自己哥哥的关系，一心赞同她闹离婚，在英国留学期间，黄逸梵和一位华人留学生恋爱，鉴于她的已婚身份，小姑子张茂渊当时竟想出一个昏头主意——自己和那个人结婚，以便遮世人耳目，好有个方便以供这对情人暗渡陈仓。然而，世事白云苍狗，到了1940年代，这对姑嫂完全隔阂了，曾经混在一起的帐目，也力求算得清清楚楚，为一个饼干盒子的归属，彼此都要客客气气谦让半天，全然没了从前那一种“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的义薄云天。姑姑听见张爱玲谈起母亲种种，则以她一贯的冲淡口吻，简单地道，她这趟走之前，和我算帐，我就赶紧卖掉了一条弄堂，把钱还给她。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耳濡目染，张爱玲不在乎钱也难。她大学失学后，在沦陷期的上海，自己写小说发表，一举成名，有了赚钱的能力。在文章里，自诩第一回遇见“拜金主义”这个词，就忙不迭地前去认领——标榜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她一直在攒钱，因为受了太多的气，她自少年起就立志要还钱给母亲，那笔钱要装在漂亮的盒子里，埋在一打殷红的玫瑰花里，足够刺到心里去的。
最后一次她母亲回上海，张爱玲执意还给母亲二两金子，此时她母亲已经老了，红颜老去，孤身一人，气势也再不是从前那种锋利伤人。这曾经的摩登女子，对女儿执意要还钱给她，表现得十分惊悚，羞骇不已，她掉著眼泪，为自己申辩道：“虎毒不食子哎……”。
她一生的种种先锋行径，至此，全成了难堪，唯恐被女儿蔑视到底的难堪，她竟然哭道：“我那些事，都是他们逼我的……”
这真是人世间最最惨淡，最最难堪的景象，然而，文中的九莉（张爱玲），她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回应，只在心里淡淡应对：你不要也没有了，别的都没有了。而姑姑说的，卖掉名下的一条弄堂房产，还钱给曾经的嫂嫂，大致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可见事过境迁，情帐两清。这是一个结尾，母亲这一趟离开上海后，中国大陆旋即改朝易帜，她再不曾回过上海，和张茂渊，和自己的儿女都不曾再见面。
1952年，张爱玲见势不妙，遂抽身离开红色中国，而姑姑则选择留在上海。她们都是经历过数次改朝换代的人，彼此约好，不再通信，自此一去，姑姑和张爱玲也不曾再会面。《对照记》里有姑姑和她的照片，姑姪二人在公寓楼顶上，身著单旗袍，笑语嫣然的样子，十分美好。她深情地写下，这是姑姑和我同在上海时的样子，在我心里，她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张爱玲来到香港，在孤立无援，前途未卜的境遇里，她自己一个人生活，又不会做家事，又要寻求出路，很是吃了一番苦头，据当时去探望她的宋淇太太的回忆，张爱玲在出租屋里是打地铺的，所有东西都摊在地面上。她没有能完成在港大的学业，母亲来信，对此指责不已。然而，她没有去投奔母亲，在她的理解，是母亲生怕她去了增加自己的负担。论起来，她们不过是各自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间和另一间出租屋里，各自过著独居的生活，然而，骨肉相聚和抱团取暖，于她们是天方夜谭一样的不可企及。
她母亲1950年代后期在欧洲，临死前写信给女儿，诉说“如今就还想见你一面”——张爱玲没有去。后来，接收了她所剩无几的遗产。 这样的无情无趣无余韵的母女情缘，初体味时，只是满心骇然，然而，身为读者，我们全部都接受，因为懂得，这都是真的，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残酷的，再是美丽的母亲，再是有才华的女儿，到末了，都是苦的。根本上，我们的人生，万般都是苦楚。